物联网是第三次信息化革命

“物联网”是目前全球最时髦的概念，它在全球最新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刘振南：“物联网”这个概念是1999年在美国被首次提出，顾名思义是“物与物相联的互联网”，即在这个物物相联的世界中，所有物品通过射频识别等信-

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实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物品(商品)能够彼此进行“交流”，而无需人的干预。

在这个世界中，智能与环保是首先被突出的商业价值。比如智能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可以将整个城市内的车辆和道路信息实时收集起来,并通过超级计算中心动态地计算出最优的交通指挥方案和行车路线，不会出现交通堵塞与油耗浪费;当司机出现操作失误时汽车会自动报警;公文包会提醒主人忘带了什么东西;衣服会“告诉”洗衣机对颜色和水温的要求等等。

“物联网”真正的崛起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你知道，每一次大危机，都会催生一些新技术，而新技术也是使工业走出危机的巨大推动力。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与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当时作为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地球”这一概念。不少美国人认为这个战略可与1995年克林顿利用互联网革命把美国带出经济低谷的“信息高速公路”相比，同样是摆脱危机、振兴经济、确立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

另外，除了智能与环保之外，在“物联网”普及以后，用于动物、植物和机器、物品的传感器与电子标签及配套的接口装置的数量将大大超过手机的数量。这将大大推进信息技术元件的生产，并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

比如，我们曾为北京奥运会提供物联网服务，即奥运食品安全追溯系统，这个项目是通过标签的系统，追溯食品从种植、养殖，一直到运输、屠宰、加工、餐厅后厨、入口整个链条的管理系统，一直到做成一盘菜。这样，运动员进食后如果出现不良反应将可追溯到之前的各个环节，最后定位问题出在哪里。

记者：你认为，中国发展物联网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刘振南：对应用价值的深入挖掘。目前，智能交通、车辆管理、数字城市、智能物流、安全追溯、身份识别、智能农业、智能家居等这些领域有了许多项目实例。但是，这些应用大都处于简单闭环应用或示范阶段，系统或技术还需要逐步完善。我国还非常缺乏能带来社会和经济双重效益、可迅速推广的物联网应用。人们需要看到，物联网带来的社会与商业价值。

此外，要真正建立一个有效的物联网，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规模性，只有具备了规模，才能使物品的智能发挥作用。例如，一个城市有200万辆汽车，如果我们只在10万辆汽车上装上智能系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智能交通系统。二是流动性，因此必须保证物品在高速运动状态下都能随时实现对话与无缝对接。

在我国，“物联网”的启动和发展速度，与国际相比并不落后，不过，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物联网产业目前仍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仅在交通、安防等一些垂直领域尝试应用，没有典型的成功案例，同时我国在技术标准、核心芯片技术等基础领域还处于相对劣势。

政府的大力推动和相对快速的决策机制、以应用带动下游产业发展是我们的优势，必须在短期内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将物联网产业由“外力推动期”转入“自发拉动期”，从而进入物联网发展的快速增长期。

事实上，物联网的实现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建设物联网的过程中将涉及到许多规划、管理、协调、合作等方面的问题，还涉及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配套政策和规范的制定和完善。

记者：在物联网的产业链中，你们在卫星应用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如何体现？

刘振南：物联网其实是“感、知、行”，从IT结构来看，实际上就是“云+端”。传感器就是一个端，通过端对结果和周围的环境进行控制，“云+端”的组合可以很好地支持物联网发展。

在我国，直播卫星进入到城市家庭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市场前景非常广阔。我们现在在考虑把国内的导航卫星应用起来，比如将国内的物流和RFID技术结合起来，建立起集国内卫星和电子标签于一体的物流体系。

我们现在在做物流管理体系，对任何物品特别是重要的或者危险品我们都打上标签，再跟卫星通信结合起来，我们就会随时了解整个物品流动的地方，来保证商品安全。

有的在研发，有的已经有成果了。比如国家的粮食管理系统，我们牵头承担了国家科技部的重点项目和发改委首批国家信息化试点项目，这些粮食流通信息化项目即通过我们的粮库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在粮食指挥控制中心就能清楚地了解每个粮屯里面储了什么粮，多少粮，每层粮食的温度变化情况等等功能。